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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粮液的“豪华车队”并非孤例。问题在于目前的国资监管机制难以对国企形成有效约束，在对国资增值利润的使用上，管得过松。

1月7日上午，即将被拍卖的宜宾五粮液集团公司、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约340辆公务车正式面向公众展示，包括悍马、辉腾、沃尔沃、奥迪在内的13辆五粮液高管坐骑全部集中亮相。

毫无疑问，五粮液拍卖公务车值得肯定，这既是在白酒业整体不景气之下，白酒企业必要的压缩成本之举，也是五粮液作为大型国有企业，响应公车改革提升形象之举。

但是，在肯定之余，面对五粮液此次拍卖的悍马、辉腾、沃尔沃、奥迪等超标车，民众依然感到惊讶不已，这些动辄上百万元的豪华车，严重违反了公务车配备规定，当初是通过怎样的决策流程采购进来的？

事实上，在近年来屡屡曝出的国企乱花钱事件中，五粮液的“豪华车队”并非孤例。这些问题，根在目前的国资监管机制难以对国企形成有效约束。

自2003年成立国资委启动“央企重组”和“强化治理”之后，国企的经营效率和业绩是有所提高，但是，在对国资增值利润的使用上，却管得过松，从而导致国企的奢侈浪费之风。而对此，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，亦是部分国企领导屡屡自辩的理由—国企业绩的提高，全拜国企高管竭力经营所致，理应给予国企高管高额奖金、超标房、超标车等奖励，以激发国企高管的积极性。

姑且不论，近十年来国企赢利能力的整体提高，存在国企垄断定价能力强化、银行信贷和财政补贴过于倾斜等非市场性因素。即使承认国企高管对国企赢利能力提高所起的作用，对其进行物质奖励，提高其住房和用车待遇，也应严格遵守中央相关规定，而不能肆意妄为，进行超常的“自我肯定”和超标的“自我奖励”。

国企赢利能力的提高，不是乱花钱的理由。国企赢利能力提高了，首先应考虑提高国企红利的上缴比例，以增加公共保障性财政收入，其次还应减少对银行信贷和财政补贴的倾斜性依赖，以确保与民企市场地位的相对公平，再次是部分垄断定价能力强的国企，对国内市场应该适当考虑降价，以刺激内需和维护广大民众利益。

五粮液拍卖公车一事，不能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公车超不超标上面，而应着眼于制度建设，尽快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，对国企利润分配形成更加有效的约束机制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到2020年将国企红利上缴比例提高到30%。有些地方和有些国企完全可以更加积极主动，既不必一定要等到2020年，也不必将上缴比例局限于30%。

当然，还有必要提醒的是，此次五粮液启动的公务车改革，不仅应强化拍卖程序的公开透明，而且应确保公务车拍卖后“车补”标准的合情合理，以防止将公车改革，变相演变成部分高管自我增加福利的游戏。